陶淵明(約公元365-427年)，一名潛，字元亮，一字淵明。自號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潛。卒后親友私謚靖節(jié)。潯陽柴桑人(今九江市)人，東晉詩人、辭賦家、散文家。陶淵明是汗魏南北朝八百年間最杰出的詩人。東晉是亂世之末，又是佛教風行、崇尚名士的時代，因此，才會造就出陶淵明這樣超越世俗的田園詩人。唐以來的許多大詩人，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陸游，都是非常推崇陶淵明的，在藝術創(chuàng)作和人生態(tài)度上也深受影響。陶淵明詩文代表了關于“人的覺醒”，也就是說，人不光要有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重要。當我們再次念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詩的時候，便感到了一種來自靈魂深處的自由與舒展。

陶詩今存125首，多為五言詩。從內容上可分為飲酒詩、詠懷詩和田園詩三大類。

一、陶淵明的道緣

陶淵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作過太守。

年幼時，家庭衰微，八歲喪父，與母妹三人度日。孤兒寡母，多在外祖父盂嘉家里生活。孟嘉是當代名士，“行不茍合，年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于忘懷得意，傍若無人”(《晉放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淵明“存心處世，頗多迫仿其外祖輩者”(逮欽立語)。日后，他的個性、修養(yǎng)，都很有外祖父的遺風。外祖父家里藏書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了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jīng)》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jīng)》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時代思潮和家庭環(huán)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培養(yǎng)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志趣。

陶淵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他懷著“大濟蒼生”的愿望，任江州條酒。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晉書陶潛傳》)。他辭職回家后，州里又來召他作主簿，他也辭謝了。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他到荊州，投人桓玄門下作屬吏。這時，桓玄正控制著長江中上游，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做這個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除口》)。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guī)林二首》)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fā)出了深長的嘆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喪辭職回家。元興元年(公元402年)正月，祖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人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帝位，改國為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他在家鄉(xiāng)躬耕自資，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消一談。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lián)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zhèn)江)起兵討桓平叛?；感鴶∥髯?，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他離家投人劉裕幕下任鎮(zhèn)軍參軍(一說陶淵明是在劉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當劉裕討伐框玄率兵東下時，他仿效田疇效忠東漢王朝喬裝馳驅的故事，喬裝私行，冒險到達建康，把桓玄挾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馳報劉裕，實現(xiàn)了他對篡奪者抗爭的意愿。他高興極了，寫詩明志:“四十無聞，撕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

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榮木》第四章)!劉裕打人建康后，作風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積重難返的腐化現(xiàn)象。經(jīng)過劉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則)，先以威禁(預先下威嚴的禁令)的整頓，“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其性格、才干、功績，頗有與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對他產(chǎn)生好感。但是人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速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并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為應該殺的植玄心腹人物王謚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這些黑暗現(xiàn)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鎮(zhèn)軍參軍經(jīng)曲經(jīng)阿曲伯》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緊按著就辭職隱居，于義照元年(公元405年)轉人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宜高職后，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造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派遣郵至，吏說:“當束帶迎之。”他嘆道:“我豈能為五斗米向鄉(xiāng)里小幾折腰。”遂授印去職。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官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束。這十三年，是他為實現(xiàn)“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最后賦《歸去來分辭》，表明與上層統(tǒng)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決心。

陶淵明辭官歸里，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人翟氏，與他志同近合，安貧樂賤，“夫耕于前，妻鋤于后”，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歸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滿堂前。”淵明愛菊，宅邊遍植菊花。“采菊東窩下，悠然見南山”(《從雜詩》)，至今膾炙人口。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義照四年(公元408年)，住地上京(令星子縣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遷至栗里(今星子溫泉栗里陶村)，生活較為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年，則“夏日抱長饑，寒夜列被眠”。義熙末年，有一個老農(nóng)清晨叩門，帶酒與他同仗，勸他出仕:“襤樓屋檐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汨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育，察氣寡所諧。纖轡(回車)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用“和而不同”的語氣，謝絕了老衣的勸告。他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有的朋友主動送錢周濟他。有時，他也不免上門請求借貸。他的老朋友顏延之，于劉宋少帝景平元年(公元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經(jīng)過潯陽，每天都到他家飲酒。臨走時，留下兩萬錢，他全部送到酒家，陸續(xù)飲酒。不過，他之求貸或接受周濟，是有原則的。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到他家訪問。這時，他又病又餓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濟勸他:“賢者在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檀道濟饋以梁肉，被他揮而去之。他辭官回鄉(xiāng)二十二年一直過著貧困的田園生活，而固窮守節(jié)的志趣，老而益堅。元嘉四年(公元427年)九月中旬神志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挽歌詩》三首，在第三首詩中求兩句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表明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

二、陶淵明的養(yǎng)神療法

人真詩亦真

東晉建立后一百年間，詩壇幾乎被玄育詩占據(jù)著。從建安、正始、太康以來詩歌藝術正常發(fā)展的脈絡中斷了，玄言成分的過度膨脹，使詩歌偏離了藝術，變成老莊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淵明的出現(xiàn)，才使詩歌藝術的脈絡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許多新的充滿生機的因素。陶詩沿襲魏晉詩歌的古樸作風而進人更純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標志著古樸的歌詩所能達到的高度。陶淵明又是一位創(chuàng)新的先鋒。他成功地將“自然”提升為一種美的至境:將玄言詩往疏老莊所表達的玄理，改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詩歌與日常生活相結合，并開創(chuàng)了田圓詩這種新的題材。他的清高耿介、灑脫恬談、質樸真率、淳厚善良，他對人生所作的哲學思考，連同他的作品一起，為后世的土大夫筑了一個“巢”，一個精神的家園。一方面可以掩護他們與虛偽、丑惡劃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們得以休息和逃避。他們對陶淵明的強烈認同感，使陶淵明成為一個永不令人生厭的話題。

陶淵明在他的思想和詩文中，表達了許多安貧樂命、及時行樂、避世消極的思想情感。在《五柳先生傳》(陶淵明自傳)中，更借用黔婁之妻有言:“不威威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以表達他不為物質利益所動，傲然物外的仙風道骨。

后世歷代的文學評論家和選家多著重欣賞和贊揚他這方面的特點，認為這才是陶詩的精華所在。蘇東坡曾這樣評價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面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人貴真，詩亦貴真，詩真乃由人真而來，這就是陶詩具有經(jīng)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生性愛自然

陶淵明是個生性熱愛自然，不喜拘束的人。正如他《歸園田居》中寫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wǎng)中，一去三十年。”他將官場寫成“塵網(wǎng)”，將身處其中比喻為“羈鳥”和“池魚”，將退隱田園更是比喻為沖出“樊籠”，返回“自然”。這樣的人讓他去做官，每天逢場作戲官場酬酢，定是難受得很。當他真正拋棄了所謂的“功名利祿”之后，一個無限舒展的世界向他敞開了。從他的詩里，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他的精神世界邁向了另一個層次: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隨口念來，讓人心向往之。魯迅先生說:“陶潛正因為并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梁啟超評價陶淵明時曾經(jīng)說，“自然界是他愛戀的伴侶，常常對著他笑”。確如其言，陶在自然與哲理之間打開了一條通道，在生活的困苦與自然的旨趣之間達到了一種和解。連最平凡的農(nóng)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筆下也顯示出了一種無窮的意昧深長的美。

首創(chuàng)飲酒詩

陶淵明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大量寫飲酒詩的詩人。他的《飲酒》20首以“醉人”的語態(tài)或指責是非顛倒、毀譽雷同的上流社會;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險惡;或表現(xiàn)詩人退出官場后恰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現(xiàn)詩人在困頓中的牢騷不平。從詩的情趣和筆調看，可能不是同一時期的作品。東晉元照二年(公元420年)，劉裕廢晉恭帝為零陵王，次年殺之自立，建劉宋王朝?！妒鼍啤芳匆员扔魇址[晦曲折地記錄了這一篡權易代的過程。對晉恭帝以及晉王朝的覆滅流露了無限的哀惋之情，此時陶淵明已躬耕隱居多年，亂世也看慣了，算權也看慣了。但這首詩仍透露出他對世事不能忘懷的精神。

心為形役謂之悲

在陶淵明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歸去來兮辭》中，不難看出，陶淵明診斷自己歸隱田園休養(yǎng)生息的真正原因是“心為形役”，即心志被形體役使，做了許多違心悖情而又無可奈何的事情，想做的卻不能做，不想做的卻又不能不做。結合《宋書》和小序來分析，“心為形役”含義有二:一是詩人為口腹之計，羈身官海，折腰事人，寄人籬下，仰人鼻息，遭遇了冷眼和歧視，深感屈厚和厭倦。二是詩人質性自然，與俗相違。嬌厲不得，不容于世。逆情悖性，違心違已，在詩人看來是玷污心性，扭曲靈魂，因而深感慚愧，惆悵悲傷。一旦眼悟，便覺得“往者不可諫”面“來者猶可追”:覺得“迷途未遠”，“今是而咋非”，因而決計棄官歸田。這中間周然有亡羊補率、為時未晚的慶幸，更有身陷官場、鑄成大錯的沉痛。大夢初醒、了然徹悟的“歸田”宣言中，更痛精徹心肺、追悔莫及的自責自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