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參與一項科學試驗，孫麗很可能早就患上了糖尿病。

　　那是1986年，這個黑龍江省大慶市的普通教師，剛剛生完孩子。她胃口好到每頓飯能吃七八個雞蛋，但也胖得“走走就喘、干不動活”。在一家媒體的報道里，這個20多歲的母親“腿長才2尺9，腰圍卻有3尺1”。

　　一項名為“大慶糖尿病六年隨訪”的科學研究，改變了這個糖尿病高危人士的命運。時任中日友好醫(yī)院內(nèi)分泌科主任的潘孝仁與時任大慶油田總醫(yī)院院長胡英華合作，對當?shù)?77位糖尿病高危人群進行生活方式持續(xù)6年的干預。研究結論顯示，只需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進行干預，就能有效預防糖尿病的發(fā)生。

　　“其實是很簡單的一件事，卻發(fā)現(xiàn)了全世界都不知道的大問題。”現(xiàn)任中日友好醫(yī)院內(nèi)分泌專業(yè)首席專家李光偉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時至今日，這項科學研究仍然對試驗人群進行追蹤，再次印證了多年前的研究結論。

　　令人遺憾的是，這個轟動世界的“大慶研究”并沒有對糖尿病預防帶來改變。來自上海瑞金醫(yī)院和中國疾病控制中心的最新調(diào)查顯示，我國成人中糖尿病的患病率為11.6%，處于糠尿病前期的高危人群達到一半，這意味著每兩個成年人就有一個存在最終患上糖尿病的風險。

　　“糖尿病的出路不在治療，而在于預防。”同時擔任中華內(nèi)分泌學會副主任委員的李光偉表示，“但我們現(xiàn)在對預防研究還不夠重視。”

　　對糖尿病高危人群進行生活方式的干預能減少發(fā)病率達30%~50%

　　當潘孝仁帶領20多位醫(yī)生來到大慶進行糖尿病篩查時，孫麗的血糖測量結果為糖尿病前期。這一狀況類似于交通信號燈的黃燈，是界于糖尿病患者和正常人之間的高危地帶。

　　孫麗等高危人群正是潘孝仁尋找的目標。對于患者人群占95%左右的Ⅱ型糖尿病，世界衛(wèi)生組織稱為“技術和生活方式的產(chǎn)物”，患者不得不產(chǎn)生大量胰島素來應對一種“攝入了比以往更多的熱量、卻沒有很多身體需求的情況”。

　　一個經(jīng)典的案例發(fā)生在瑙魯。在這個南太平洋島國，不起眼的鳥糞里蘊藏著珍貴的磷酸鹽礦藏。當西方人前來開發(fā)礦藏時，垃圾食品和悠閑的生活方式也隨之而來。這里很快成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世界上糖尿病最流行的國家——有一半人患有糖尿病。

　　“雖然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是生活方式病，但干預生活方式是否能預防糖尿病，誰也說不清楚。”李光偉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國際上做過研究，但是很粗糙，結論沒有被承認。”

　　剛從美國學習歸來的潘孝仁找到了胡英華，希望能夠驗證這一猜想。按照他的設想，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大慶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瑙魯?shù)木跋?。在人們的記憶中，當時“肉、蛋、油都是油田成批發(fā)放，兩口子都在油田上班的，一年能分到兩頭豬”。當時參與研究的油田總醫(yī)院醫(yī)生王金平記得，大慶的街頭，早早地就出現(xiàn)了體重200多斤的大胖子。

　　對于糖尿病這種富貴病，許多人覺得陌生而又遙遠。根據(jù)一項上世紀80年代的數(shù)據(jù)，中國當時的糖尿病患病率只有0.67%。在如今每年12萬糖尿病門診量的中日友好醫(yī)院，當時每天只需要一個大夫出門診。

　　為了保證研究的科學性，潘孝仁帶領的團隊先是對當?shù)氐?00多位醫(yī)生護士進行培訓，然后對11萬人進行篩查，選出577位處于糖尿病前期的危險人士作為跟蹤對象，把他們分為飲食干預、運動干預、飲食加運動干預和不接受干預的對照組進行實驗。

　　“改變生活方式太難了。”李光偉解釋，“一個大胖子，你讓他不吃飯，他肯定難受，不是他沒出息，而是低血糖真難受。”為此，潘孝仁設計出一個中等強度的干預方案。每個廠礦衛(wèi)生所的廠醫(yī)作為監(jiān)測員，負責20名左右被干預對象，在最開始的6個月里，半個月見面一次，進行指導。

　　“能站著就別坐著，站著的時候顛一顛那也是運動；你今天吃了倆土豆，就別吃主食了。”監(jiān)測員就是用這種方式，對被干預者進行科普的。

　　這群高危人群的配合，也大大超出了科學家的預料。孫麗開始去跳舞，起初由于太胖沒人邀請，她就“改跳男步，帶著別人跳”；她把早餐和晚餐都改為青粥小菜；如果遇到請客吃飯，她就“挑清淡點的涮著茶水吃”。

　　“也就難受最初那兩三個月，很快就習慣新的生活方式了。”她表示。

　　1992年，本來計劃8年結束的干預提前看到了效果：簡單的生活方式干預對于肥胖或不肥胖的高危人群，都顯著減少糖尿病的發(fā)生率，其降低幅度達30%～50%。

　　“大慶研究”結束后，美國和芬蘭隨即進行了類似的研究，在不同的人群中證明了同樣的結論。“等于我們是一塊試驗田，在這里成功了，其他國家就有把握在更大的范圍內(nèi)推行。”另一位參與者、如今擔任中日友好醫(yī)院內(nèi)分泌科主任的楊文英如此評價。